下，说：“你还喝这个？快走吧，从今往后你要吃小灶啦。”我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他们，他们又极熟悉地对我说：“地区的领导要找你和夏红梅亲自谈话呢，一起重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被你和夏红梅揪出来了，肯定你和夏红梅要当镇长或镇党委书记了。”我们要当的不是镇长或镇上的小书记。当我们看到停在二程牌坊下的轿车时，我们才知道随车来接我们的是地委组织部专管各县班子的刘处长。刘处长40余岁，老练稳重，背微微驼着，像一个五十几岁的老头儿，他老远迎过来，握住我的手，轻轻叫了一声“高县长”我被他这一喊如雷一样震住了，想立刻弄出一个明白来，这时候另外一个县委的妇女干部陪着红梅从胡同那头出来了，刘处长便极神秘地说：“上车吧，高县长，啥儿也别问，到县里你就知道了。”我们就这样被从程岗接走了。与二程牌坊、程寺和程岗大队的上千口人告别了，和革命与斗争、战斗与友谊、敌人和朋友，程庆林与程天顺、大街与小巷，地道与麦场，耙耧与树木，鸡猪与碗筷等等等等告别了。我坐在车前座位上，他们三个坐在后排座位上。从车子的小镜里，我看见红梅脸上满是兴奋的疑云，像没有生成的红霞一样飘挂着。那当儿，我极想坐到后排去，和她挤在一块儿，身挨着身，腿挨着腿，彼此的手偷偷拉在一起，以便传递我们二人激动和蹦蹦跳跳的喜悦与压抑。可是，我已经被地委组织部的处长当做革命的新星县长安排在前座了，正县长还是副县长？可能是副县长，毕竟我还不到30岁，毕竟我原来才是副镇长，户籍还在程岗大队里，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哩。社会上流行对所有的副职唤时都不加副字，在那次把我害苦了。我想明白我到底是县长还是副县长却又不便问的幸福与苦恼弄得我一路坐卧不宁，为了显示我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的气度，我又只能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弹，直到小车通过我和红梅在程岗十八里外的坟墓狂爱的路上我才朝窗外扭了一下头，轻轻地咳一下。红梅咳了两下，算对我干咳的心领与神会。然后，那轿车———我俩都是第一次坐轿车，座位软的没法说，一路上我无数次的想，那黑亮的铁壳轿车是不是在我果真当了县长之后就归我了呢？———轿车驶过黄家岗大队，驶过红库公社，驶过大坪公社，驶过县城的老城区，79里的风掣电驰，很快就把我们拉进了县委大院后边的一个小院里。那是一个四方小院，三面是机瓦红房，正面是两扇半开的大铁门。我们去时，有持枪的哨兵瞄瞄车牌，就慌忙把铁门敞开了。在那红瓦红墙和红砖铺地的小院停下车（我们像掉进了一个血池里），刘处长先一步下来，到一间屋里去一会，便把我们领进了另外一间套房外的会客室，恭恭敬敬给我们倒上水，让我们坐在一对沙发上。（我和红梅也都是第一次坐沙发，没想到沙发比轿车的座位还要软，下坐时我们两个仿佛如坐牢一模一样，同时慌忙着把身子朝上提了提，把屁股压在了沙发沿儿上。幸亏刘处长正给我们沏水没看到。一个地委组织部的处长亲自给我们泡水喝，这又说明了啥儿、证明了啥儿呢？）他把两个泡着清茶的玻璃杯子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我是后来知道那个长条暗红、低矮的小桌的名字叫茶几），然后他如机器一样说：“地委关书记住这儿，他过一会儿出来给你们谈，你们先喝水。”说完刘处长就退将出去了。我们知道九都地委书记叫关明正，可我们不敢相信地委书记会亲自和我俩谈话儿，不敢相信革命发生了如此大的天翻和地覆。说到底我们就是去了一趟耙耧山，把王振海将土地下放的阴谋揭发在革命的光天化日之下了。我们最直接的目的，是尽快把王振海从台上赶下来，把他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我们哪能料到我们揭发的是一起全国最大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案呢？哪能料到这一要案把县长也从台上炮轰下去呢？滚热的成功之光是果真地提前来到了，提前把我们的双眼照得昏迷了，把我们内心煮得不能安宁了。我们对提前到来的成功毫无准备，如我们最初回到程岗革命时犯下的革命幼稚症一样，这次革命的成功把我和红梅彻底地推向灾难的深渊了。刘处长走了之后，我和红梅不敢大声说话。我们彼此热辣辣、焦渴渴地望了一眼，都感到了对方的目光如铁匠炉里烧红的铁条急需淬火的凉水样急需从对方那儿得到慰贴和降温。我们坐在沙发上，看见刘处长从窗前拐过去，两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