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努力在听，你和彼特滔滔不绝，谈的甚么记不得了，再说那时我中文也听不很懂，可我记得那一夜，觉奇特。”

“那时，你不可能知！”

“她松开你问：”说的是谁？”

“倒是，楼前就经常有便衣，夜里十下班，再站下去够呛，北京冬夜那呜呜的风。”

“还不真实吗？”

“晃晃的烛光…”

“就像这会一样不真实，外面没准还有人站岗…”

“通常是，甚至在你们门之前。”

“那是在你家，冬天夜里…”

“别忘了，你房里还有个女孩，也穿得很少，好像还赤脚，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不想找她？”

“我家没装电话，怕朋友们在电话里随便说，也避免同外国人往来。彼特是个例外，他来中国学的中文，当年中过的文革，我们时常争论，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怎样了？”

“你不由得又想起这房里有可能在录像。

“是，是的。”

“你说她在军队的医院当护士，不许可在外过夜。

“你想了想说：”可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早已失去联系。”

“怕被人发现，给你惹麻烦”

“甚么兵营？”

“你当然也记得那冬夜，房里的蜡烛，更增添温，从楼下望你这窗也不清楚有没有人在。你终于争得了这么个小间，有个像样的窝，有了个家，可以抵御外面的政治风雨。她背靠书柜坐在地毯上，转内销的剪羊地毯，那怕是减价的次品也够奢侈的，足足抵你一本书的稿费，可你那本毫不言及政治的书却给你意来许多麻烦。她衣领敞开，窿起的脯特白，光溜溜的黑丝袜，那双长也特别诱人。

“特别是，有个突如其来的德国白妞，嘴鲜红…”

“我们早就分手了。他在一家德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当代表，找了个中国女孩结婚带回德国去了。听说他现在自己开家小公司，也当了老板。我那时候刚去北京学习，中文还讲不好，同中国人朋友很困难。”

“那”晚你默默坐在对面，没说甚么话。”

“不，这么艳红，不会不注意。”

“当然不用…”她说，”我当时并不想动，大冬夜还得再骑一小时占自行车，是彼特要走，你也没有挽留。”

“你说你也一样，还要骑车送她回兵营。

要同她亲近，不只是刺激，这香港于你于她都是异地，你同她的那联系，那记忆也是十年前，隔海那边，还在中国的时候。

“她只同我们握了握手，一个晚上也没说甚么话。”

“她夹你，你闳上受她，搂地乎乎的，喃喃：”不用天亮前就走…”

“那也因为你房里很，又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你们显然不会立刻就走，我叫她过来的，这才上条裙。”

“你那家很和，很特别，气氛很温…”

“很，是不是？”

“同你一样。”

“没有，”你也从她上起来，回到床边坐下。

“是彼特突然想起来看你，也没给你打电话。他说带我去你家，你们是老朋友，夜里去更好—免得碰上盘查。”

“在你那舒适和的房里，喝酒，听窗外寒风呼呼叫…”

“你说的是那个中国女孩？”她推开你，坐起来问。

“你很想地？”

“你说中国，对你来说已非常遥远。她说她明白。你说你没有祖国。她说虽然她父亲是德国人，可母亲是犹太人，她也没有祖国，但摆脱不了记忆。你问她为甚么摆脱不了？她说她不像你，是个女人。你只说了个啊，便没再说话。

“还有个赤脚的小京妞，苗条可…”

“记得，当然记得，你门脱了棉大衣，解下围巾，好漂亮的一个洋妞！”

“你睁开见她那双大凝视你，有些抱歉，只好解释，说是她谈到了你当时的那位小情人。

“是电站的供，气总很，房里冬天也只要穿件单衣。你们来的时候，都穿的棉大衣，还翻起领。”

“那家早已查封了。”

“当然，一对大，白里透红，没抹膏嘴也这样鲜红，特别。”

“也没有她的消息？”她屈坐了起来。

“你说的是她那军医院在北京远郊的军营，每星期天地上午来，你得星期一凌晨三以前动，再骑上两个多小时的车，天亮前把她带回队驻地。

“那一夜很特别，我还没见过中国人家有这气氛…”

“对了，那女孩是我们都喝上酒，坐了好一会，才悄悄从那间房来的。”